七十年代中期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已经收尾了，农村农民为了改变忍饥挨饿的困境，就普遍地开始养鸡养猪了。猪是杂食性动物，剩饭剩菜刷锅水甚至糠草都吃，农民养头猪不仅可以拾一些剩饭水，猪屎交给生产队还能赚工分，更主要的是，一头猪养一年以后就是一二百斤的大肥猪，卖给公社的食品站，一下子就能赚到几十元的大钱，可以办一件像样子的大事情，鸡屁股抠出油盐酱醋，猪食盆端出婚丧嫁娶，因此，猪是各家的命根子。那些年，每年的秋末冬初，家家户户都会把养大了肥猪运到公社食品站去卖，因平时使用的都是带着秤砣的大称小称，只有去食品站卖猪的时候才能见到磅秤，所以，我们虞姬沟两岸老百姓又把卖猪叫做“磅猪”。在卖猪的过程中，食品站工作人员会根据猪的肥瘦和重量，给每一头收购来的生猪打等级，然后把等级用剪刀在猪的身上剪出个标记，所以，有些村民又称卖猪为“剪猪”。一般来说，一头重量在120斤以上的猪就可以打为四等或五等了，每百斤可以卖50元左右，而重量在180斤以上，就可以打为二等或三等，百斤可以卖出70元左右的好价钱。
记得那年春天，村后的四爹家里养的那头黑母猪下窝了，一窝下了十几只小猪崽。猪崽满月断奶了，我父亲就对四爹说：四爷，赊一只吧，秋季卖猪还钱。四爹点头同意，父亲便从猪崽里面抓一只个头大些的黑猪崽，提着两只后腿，鬼哭狼嚎的拎着到家。先是养在床头：奶奶抓一把麦穰铺在一个破筐里面，母亲用一些剩稀饭和山芋干喂它，刚开始几天不肯吃食，整夜哼哼唧唧的，为此，我还半夜起床，陪着母亲一起抱着猪崽蹑手蹑脚地去四爹家的猪圈里，偷偷地让老母猪喂了几次奶。后来猪崽慢慢长大了，父亲就在家院子外墙边垒砌了一间猪圈，圈里放一些麦穰；又在圈门口垒砌一个小院子，猪吃饱喝足就会在小院子里面活动；院子的门是木头做的栅栏，栅栏门提起升高，猪就可以跑出来四处玩耍。从此，家里的刷锅水、剩饭、麦糠、烂菜叶子就有了去处，到了夏天，猪的食粮基本上都是我提供的：每天放学后书包一扔，就肩背奋箕手拿镰刀下湖割猪草了。荠荠菜、灰灰菜、蚕草、番瓜叶、桑树叶、附子秧等都是猪最喜欢吃的青饲料，特别是到了秋天，山芋起茬了，人和猪都可以吃饱了：烀一大锅山芋，猪吃过人吃，人吃过猪吃，当我的面黄肌瘦的小脸变成山芋一样的大胖脸时，家里的猪也长成了一二百斤的大肥猪了。
一夜寒风就把不凉不热的秋天吹走了，天气变冷了，饥寒交逼的冬天已经逼近，接着就是忍饥挨饿的春荒，猪再养下去只会一天天掉膘变瘦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该到卖猪的时候了。卖猪前一天的晚上，母亲就对父亲嘀咕：卖猪的钱一到手，先把四爹的猪苗款还了；夏天收麦子时候拿张铁匠家的几把镰刀，钱还赊着呢，千万不要忘记；上次新沂过来那个皮匠，帮我们家缝补了四五双的鞋子，还挂了两个鞋掌，钱也没有给哦，还有，过年孩子开学，还要准备七八块钱的学费和课本费………父亲已经打呼噜了，母亲还在不停地唠叨。奶奶更忙，一会儿送两个熟山芋去猪圈，一会儿又端半盆稀饭到猪的面前，蹲在猪的面前依依不舍，泪水在眼里打转：吃吧吃吧，这一年我跑里跑外给你端盆送饭，尿一把屎一把地把你养大，今晚你可要吃饱饱地，吃饱了打斤重，让我们家多卖几个钱。明天你就走了，也不要怪我们无情无义，等你把前世的债还了，下辈子就别托生猪了，托生***，我们家将来能吃饱饭的时候，就送你一个大猪头！那猪仿佛通人性，好像听懂了奶奶的话，抬起头眨巴几下眼睛，便低下头哼唧哼唧地把山芋稀饭吃得精光，肚皮鼓鼓地往脊背上面翻。
第二天上午，父亲喊来了村后的四爹帮忙，四爹用绳子套住猪的一只后腿，慢慢把它赶出栏门，然后出其不意猛地用力别倒，双膝跪在猪的肚子上面，父亲上前用绳子把四条腿捆在一起，然后推出家里的独轮小推车，一边靠墙支撑，一边把嗷嗷叫肥猪捆在小推车一边，为了平衡，让我坠偏。我那年九岁，还没有猪的一半重量，坠不过它，父亲又在我屁股下面放上一块青石，才保证了小推车的平衡，父亲推着车，母亲咯吱窝夹着几张山芋煎饼，用绳子在前面拉着，向颜集公社的食品站出发。我们家距离颜集街有八九里地，手推车是木头轮子，接近200斤的猪外加八九十斤的我，把小推车压的“叽叽”叫，沿着虞姬沟河堤，经过虞姬村和梁庄村，一路叫着来到了公社食品站，车子停下时，父亲已累得气喘吁吁，母亲也是满头大汗。看到前面已经有了十几辆胶轮车、平板车在卖猪，我们因路远已经排到了后边。父亲习惯性地拿出烟袋，抽起烟来，母亲则带着我走到食品站的斜对面大街上，街边又一个卖白开水的摊点，老板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高挑的身材，穿一身花格绒秋衣，两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从双肩拖到屁股下面。她见我们走过去便站起身来，母亲从手帕里面捏出2分钱给我买了一碗白开水，她自己则向大辫子老板娘要了水瓢，从地上水桶舀了半瓢冷水咕咕地喝了下去。
眼看着快到中午了，食品站还没有开始收猪。大家都很着急，互相询问着，其实，那时候的食品站是公家单位，是个特别牛逼的部门，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时间观念，他们什么时候高兴了，开始工作的时间就是法定上班时间。母亲拿出家里带来的山芋煎饼准备吃中饭，颜集这里一天是两顿饭，没有早饭，再不吃饭人就饿得不行了。她卷了一张煎饼递给我时，一抬头看见手推车上的猪在拉屎，很大的一坨猪屎沿着车把往下淌。“猪拉屎了！”母亲惊叫一声，拉着我就往回跑，跑到手推车跟前，那猪拉完了屎，又没心没肺地“哗啦啦”撒了一泡尿，母亲急的快要哭了，这一泡屎一泡尿加起来有半斤多，着实让人心疼。而食品站那几个收猪的，依然在办公室嬉笑打闹，没有一点开工的样子，十几户卖猪的农民，哪个敢主动喊他们啊，万一生气了记恨在心，过磅的时候笔头一歪给你少打个等级，就要损失二三十元的钱，那可是要人命的钱啊。母亲急眼了，把怀里的煎饼拿出来一块一块地撕开往猪嘴里送，那猪也像做错事一样，躺在车上啪嗒啪嗒地吃，几张准备中饭的煎饼很快就让猪吃完了。
千呼万唤，食品站收猪的领导们终于叼着烟走出来了，收猪开始了，本来平静下来的卖猪队伍立刻热闹起来了。那些猪们嗷嗷地叫声、验级员的斥责声、踩踏磅秤的响声立刻交织在一起。挨到我们家的时候，司磅员让父亲把猪推到地上，又指挥母亲和我一起帮着，把猪抬上了磅秤，他把磅砣加了又减，减了又加，最后喊一声：“178斤！”随后，检验员手拿一米长的大剪刀走过来，父亲笑着迎上去递过一根烟，紧张的陪着笑脸，老实八脚的庄稼人，没有权势和地位，心里祈祷着验猪的人能有好心情，给个好一些的等级。检验员用脚把猪登下地，捏捏猪的脊背，捅捅猪的肚皮，然后在猪侧面皮毛上剪出一个“三”字，是很让兴奋的三等级。父亲长长地出来口气，脸上露出笑意，而母亲见到父亲笑了，知道家里的猪卖得等级比较满意，也高兴地笑着，然后往地上一坐喊我：快去配你大结账，要饿坏了！我和父亲拿着单子，趴在食品站的窗口结了账领了卖猪款，回过头再看母亲时，她在地上抱着头一直喊头疼，却怎么也爬不起来了！忙乱中惊动了对面卖茶的女人，她急急忙忙地端过一碗茶，还在茶里面捏进一粒糖精，用筷子搅了几下，托着母亲的头喝了下去，又从家里拿来一张小麦煎饼，在茶水了泡开喂给母亲。母亲慢慢地不再喊头疼，父亲和我把她抬上手推车，父亲推着车，我拉着绳，到家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满天都是星星。
多年以后的今天，我依然记得那次卖猪的事情，我也依然记得卖猪时候饿晕了头的母亲，我还记得那个颜集街上用糖精茶水救了我母亲的大辫子女人，后来母亲打听到了她的名字叫石玉兰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中，在那黯淡无光的日子里，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道伤，时间虽然让伤口愈合不再流血，却留下了伤疤，无法抹灭。经常会遇到一些二百五和我辩论：那时候天是蓝的，水是清的，庄稼是长在地里的，猪肉是七毛钱一斤的………你说对不对？我回答：对！那时候好不好？我就会轻轻告诉他：能饿死人的年头，永远都不会是个好年头！